投资纠纷成刑事案件?国内首例股票大宗交易涉诈骗案获法院受理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29日
       北京报道, 近日, 备受业内关注的国内首起股票诈骗案已被正式起诉并移交法院, 成为国内股票交易史上第一起诈骗案。 “很多投资咨询公司都要防范这种风险, 而这种风险是很难防范的——如果你的客户全盘亏损或者认为某笔交易已经亏本卖出, 就会被举报为刑事欺诈。你应该怎么办?做?”人们说。江苏某私募基金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的法人和交易经理去年因涉嫌诈骗被南京栖霞区公安局立案侦查, 后移送鼓楼区和栖霞区检察院。此前, A公司在为南京三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认购的公募基金定增战略资产管理专项账户计划提供投资顾问服务时, 大举抛售。该案最初表现为民事诉讼, 索赔额仅260万元多一点。随后, 三宝集团以A公司涉嫌股票大宗交易诈骗罪为由, 向栖霞区公安局报案。复杂背景下民事纠纷向刑事案件的转化, 引起了业内人士的关注。这场由大盘交易操作引发的纠纷, 也引发了对以刑事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质疑。令人担忧的是, A公司与三宝集团在人员结构和利益方面存在诸多重叠。 A公司的股东兼财务总监也带人到其持股的公司为其工作, 为三宝集团追讨涉案资金。华夏时报记者从南京栖霞区法院获悉, 该案已被法院受理。原因。不过, 在采访中, 办案民警和三宝集团均未就细节置评。自2015年6月起, A公司担任了两个固定增长策略的专项资产管理账户计划的投资顾问, 持有9只股票。名义投资人为郭某彦等两人, 但根据最新消息, 两人只是代理人, 实际委托方为三宝集团。 2017年1月18日, 定增股之一陕西国投A(000563, SZ)在停牌三个月后复牌, 并宣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预案。这一消息直接导致该股复牌当日跌停。郭某彦代表三宝集团要求A公司2日内清仓。恐慌情绪并未消散, 次日股价低开低走, 收盘涨停近半天。 A公司交易经理正常下单卖出1500万股, 套现超过9100万元。第三天, A公司建议通过大宗交易卖出, 较前一日跌停收盘价折让8.5%, 将剩余股份一次性卖出。期间, 大宗交易的接收方按照交易金额的一定比例向A公司支付了中介介绍费, 业内俗称“返利”, 约480万元以上。银行对账单证明, A公司将其中100万元转入郭某彦的私人银行账户, 作为其与三宝集团返利的收益分成。剩余款项以上一年度年终奖的形式分配给甲公司4名股东及高管,

其中股东兼财务总监戴某泽获得50万元。 A公司在解禁后的经营思路上与郭某彦存在严重分歧。方于2017年5月末解除委托协议, 进行账户管理权交割。交割后, 资管账户损失进一步扩大, 成为双方冲突的关键点。 2017年9月, 郭某彦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A公司为9只定增股中的7只亏损股(其余2只盈利)支付265万元(约占其赔偿总额的9%)。 )及相应的利息14万元, 但其上诉被一审法院驳回。郭某燕在行业第一起诈骗案中提起上述民事诉讼后不久, 2018年1月, 她再次向南京市栖霞区公安局报案, 称A公司“与大宗交易的接收方操作标的股票交易, 骗取其在大宗交易的定价说明上签字, 非法获得抛售后的交易差价和利润分成的行为, 涉嫌欺诈。”有业内人士表示:“《大宗交易定价说明》是基金公司要求投资顾问公司在大宗交易价格偏离3%以上时作出的内部交易定价说明。 《大宗交易定价说明》不强制要求基金公司签署, 这不是异常交易获批的必要条件。而且, 《大宗交易定价说明》大多是在交易日收盘前提前签署和准备的, 因为当日收盘价尚未最终确定。确认, 成交价和偏离点两栏一般为空白, 收市后根据当日实际收盘价填写准确成交价和偏离点。”2018年2月12日, 前4天春节期间, A公司法人与两名交易经理分别刑事拘留。刑事拘留期间, A公司被三宝集团要求赔偿损失共计8900万元。
       经双方反复协商, 两人因检察院不批准逮捕被拘留37天后取保候审。 2018年9月17日, 上述两人被栖霞区检察院正式逮捕。近日, 记者从南京市鼓楼区检察院、栖霞区检察院获悉, 该案已正式移送法院。南京栖霞区法院告诉记者, 法院已受理此案, 但审判长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记者致电鼓楼区法院刑事法庭也无人接听。作为我国首例涉及大宗股票交易欺诈的案件, 该案引起了业内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 只要迎来判决, 就会给行业带来很大的震动, 甚至从根本上影响业务业态。很多投资咨询公司都要防范这个风险,

而这个风险是很难防范的反对——如果您的客户整体亏损或感觉在某笔交易中亏损, 您将举报为刑事欺诈, 您应该怎么做?”一位业内人士说。 A公司法人、交易经理分别被移送不同检察院审查起诉, 两次在检察阶段被免职。在2018年2月的第一次刑事拘留侦查中, 栖霞区公安局要求所有涉案人员主动上缴涉案资金, 以取保候审。 A公司法人家属在办案民警的劝说下主动上缴197万元, 但在法院正式开庭审理前, 197万元被擅自归还栖霞区公安局和表征。三宝集团。记者电话采访栖霞区公安局, 其工作人员表示, 案件已移交检察院, 电话中不便透露具体情况。人员交叉 本案初步同时接受调查的涉案人员共5人, 其中A公司股东及高管4人, 大宗交易接收人1人。目前, 涉案五人均已分别处理。除上述两人已被移送法院外, 其余三人,

包括甲公司另外两名股东, 均已取保候审一年。 A公司4名创始股东和高管中, 3人来自江苏瑞华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瑞华”)。取保候审的两名股东之一是江苏瑞华的股东, 但工商登记信息显示, 三宝集团在正式对A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的前两天退出了股东名单。
        A公司(代其母持有)兼财务总监, 也曾在江苏瑞华工作。据了解, 他的离职是专注于A公司和三宝集团的定增项目。戴某泽主动投降。据记者了解, 戴某泽是三宝集团范某龙的侄子。早在2007年12月, 江苏瑞华就认购出资1375万元, 持有三宝集团香港上市公司三宝科技(01708.HK)总股本的4.74%。已经12年了。根据三宝科技股权登记公告, 范某龙持有其在港交所已发行股份的5.91%, 最多持股18%, 市值近3亿港元。前期, A公司在三宝集团园区工作了近一年。资产管理平台三宝资本提供免费办公空间, 双方关系良好。范某龙是三宝资本的三位创始股东之一, 持股15%。同时, 郭某彦的弟弟郭某可在上述资管专项账户计划设立时为三宝集团法人, 目前仍为三宝投资、三宝资本等子公司的法人、董事长、总经理。三宝集团。令人不解的是, 范某龙在三宝集团对A公司提起民事诉讼后, 在刑事立案前, 撤回了所持三宝资本15%的股份, 并多次大幅减持三宝科技股份。最多一次减持790万股, 套现近1.6亿港元。虽然A公司与三宝集团存在诸多关联, 但在检察院第二次退出调查的补充材料中, 三宝集团提供了资金流向和委托协议, 证明郭某彦等2人只是代表资产持有投资管理专户计划 资金归三宝集团所有。这意味着, 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 都是三宝集团起诉A公司。公章、银行账户和利益纠葛的重要信息, 所有涉及郭某彦和三宝集团的投资文件的签署, 以及相关的转让资金全部由戴某泽负责。在一审民事诉讼中, 郭某彦称, A公司已与A公司就亏损7股与其签订了《股权受益权转让合同》, 并就相关权利义务作出了详细规定。但A公司至今未承认这7份合同, 认为戴某泽利用对公司印章的控制权与郭某彦等人私下签订。 7份合同仅盖章但未经授权代表签署, 其中6份未经授权代表具体签署日期还有《股权受益权转让合同》, 双方均为郭某彦和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是,

合同既没有双方签署, 也没有具体的签署日期。一审民事法院裁定上述合同无效。记者持有的一份借款合同显示, 戴某泽应其叔父范某龙(南京银行某支行前高管)的要求, 在甲公司其他3名股东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了甲公司子公司。 A为范某龙。一笔近2亿元的资金便利转移。这笔钱最终被用于收购一家公司, 范某龙后来担任该公司的副董事长。
       此次三方借款事件曝光后, 尚不清楚是否对案子有其他影响。据说, 在这么多人、这么多利益重叠的情况下, 炒股引发的矛盾应该是可控的。不过, 记者了解到, 郭某彦报案后的第8天, 戴某泽便带着2名社会人员来到A公司, 催促他尽快赔钱给郭某彦、范某龙和三宝集团。监控视频显示, 戴某泽等人的一言一行, 一度引起隔壁多家企业的关注。事发后, A公司女员工涉嫌严重威胁、恐吓警方。 6月6日, 记者致电三宝集团, 未联系到上述相关人员。根据运营商提供的电话号码, 记者联系到了三宝科技品牌部的蔡先生。他说, 他不了解此案, 需要核实情况。但截至发稿, 记者尚未收到回复。回顾当时的行情, 2018年出现单边下行趋势,

上证综指一度从春节前的3587点跌至2449点, 整体跌幅达32%。几只股票被减半。 2018年5月, 郭某彦与基金公司续签2倍杠杆资产管理专户计划, 这也意味着2017年形成的近亿元账面亏损可能在2018年下半年进一步扩大。
       三宝集团可能无法承担投资损失, 因此追究A公司的法人和交易管理人, 要求巨额赔偿。